叔翁之死

  何叔衡（１８７６－１９３５）時年５９歲，湖南寧鄉人，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齡最長者，蘇區五老之首。蘇區檢查、審判機關的創始人。1902年7月何叔衡遵從父命，到縣城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秀才，時年26歲，縣政府讓他去管錢糧，他不干，斷然回鄉種地兼教私塾。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新式的云山高等小學堂，他開始大量閱讀外界新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他率先剪去頭上的辮子，還動員周圍的男人剪辮、女人放腳。

   
  1913年春，已37歲的何叔衡到長沙報考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成為該校年紀最大的學生。
  第二年第四師范學校并入第一師范學校，在那里他與比自己小17歲的毛澤東結為摯友。后來他到長沙市內的中學任教，還擔任省通俗教育長。   
    1918年，毛澤東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何叔衡成為學會中年齡最大的成員，曾任執行委員長。毛澤東對何叔衡的評價是“叔翁辦事，可當大局”。  　  

　１９２０年與毛澤東等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并參加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黨的一大。中共“一大”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區委員會。為了掩護革命活動，他與毛澤東又發起成立了湖南自修大學，后來學校被軍閥查封。何叔衡又建立了湘江學校并擔任校長。 

  1926年，北伐軍占領長沙后，何叔衡擔任《民報》館長職務，還在懲治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工作。  
１９２７年5月21日，馬日事變后，許克祥與國民黨右派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委員會”，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何叔衡經化裝由湖南前往上海，被派到街頭作宣傳鼓動工作。當時國民黨警察密探在街頭到處抓人，何叔衡不會講上海話，又不熟悉當地情況，很快便被捕了。在警察局審訊何叔衡時，審訊官認真端詳了何叔衡后，覺得何根本不像是個革命者，穿著舊式長衫，一副學究模樣，看上去既老又笨，迂腐氣息極濃，不像是熱血青年。就試探著問：“你知道什么是共產黨？什么是國民黨嗎？”何故意搖頭晃腦，用抑揚頓挫地聲音答道：“吾乃學者，豈能不知？共產黨三民主義是也，國民黨五權憲法是也！”隨后何叔衡又講起了《論語》，審訊官一聽便把驚堂木一拍讓何快滾！何不緊不慢地走開了，隨后審訊官又審問別人，當得知剛才放走的是何叔衡時，就派人去追，這時何叔衡早已不知去向了。何叔衡在上海為黨創辦地下印刷廠，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１９２８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這是何叔衡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編在特別班學習。徐特立曾說，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１９３０年７月回國后，在上海負責全國互濟會工作，營救被捕同志，組織革命者去蘇區。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何叔衡化裝成海外富商，經香港、廣東、閩西到達中央蘇區中心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檢查部部長、臨時法庭主席的職務。是蘇區檢查、審判機關的創始人。當時在中央根據地，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齡較大，被人尊稱為“五老”。   瑞金時期，黨內搞肅反，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被誣陷為AB團而殺害。中國從來不重視辯護制度。黨領導認定的壞人，誰敢為他們說話呢？何叔衡當時擔任中央政府臨時法庭主席。叔翁就敢！何叔衡因反對極“左”的肅反政策，被誣為右傾并撤銷了全部職務。（毛澤東在1945年5月31日黨的七大做報告時說：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是殺錯了。后來我們做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開始，何叔衡被組織決定留在中央蘇區。 中央紅軍主力撤離瑞金后，留守在中央蘇區的最高機關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辦事處。中央分局由項英、陳毅、陳譚秋、賀昌、瞿秋白5人組成，后又增加了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毛澤覃等8人，項英為書記、陳譚秋為組織部長，瞿秋白為宣傳部長。中央政府辦事處由陳毅任主任。   
    到1935年初，中央蘇區的形勢變得異常的險惡，在這危急關頭，中央分局根據中央指示開始作分散突圍的準備工作，項英派出數十人組成的便衣隊，由鄧子恢任隊長，護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還有項英的妻子張亮等去閩西，再繞道上海。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從江西轉移福建途中，在長汀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時年５９歲。　（過去說是60歲，是虛歲。）    
    關于何叔衡犧牲的幾種說法：
    一。被俘后，堅決不跟“義勇隊”（抓他們的人）走，被殺死。
    肖三在《毛澤東青少年時代》一書中記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
    二。被圍后，為了不拖累別人，開槍自殺。
　  1942年謝覺哉在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憶叔衡同志》一文。文中寫道：
　   叔衡同志犧牲的地點是福建，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樣犧牲的？有兩說：一說“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殺死。”一說“被包圍在山上，圍者逼近了，特務員拖他走，叔衡同志說：‘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槍自擊而死’。”“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這話是和我說過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臨危不亂”的果決精神。所以后一說是很可信的。

    三。跳崖犧牲
    1952年，謝覺哉的《憶叔衡同志》一文被揖入《湖南革命烈士傳》一書，謝覺哉又為此寫了一個《補記》，文道：關于叔衡同志殉難情況，現已查清楚。鄧子恢同志說：“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們——叔衡、秋白、月霖……被送出封鎖線，護送隊長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將曉，入一村莊休息，正在煮飯，被敵人發現，三路包圍過來，知不能敵，上山逃。秋白及幾個女的，坐擔架，不能走，藏在樹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氣走。后來走不動了，面色全白，說：‘子恢！槍殺我吧！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后一滴血。’ 我要特務員架著他走。走至一大懸崖處，叔衡抓特務員的槍要自殺，特務員護槍，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勢向崖下一躍，墜崖犧牲了。我們走下山，不二里，過一小河，憑河把敵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險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許可勉強走到，不至于犧牲。叔衡同志殉難地點，是長汀縣水口附近。”
　　四、跳崖又中彈而死
     鄧子恢生前就此事的回憶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突圍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動，舉槍自殺，未死；墜崖時又遭敵機槍射中，中彈，壯烈犧牲，即墜崖同時遭槍擊而死。”
     五。事實真相——民團曾起，搶了何叔衡的錢，殺人滅口。
    罪犯李玉的口供
　　1962年4月，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對直接參與當年抓捕工作的國民黨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團第二大隊隊長李玉進行審訊，李玉供稱：
　　“戰斗結束，于羊角溪北端河邊集合時，曾起（該團特務連代理連長）向李玉報告說，在山腳下陣亡一個老大，……

　　可不久，李玉率隊由水口鎮返回上杭縣后，該營營副李致平又向李玉報告說：
　　水口之役，曾起報告在山腳下陣亡一個老大。據特務連士兵說，曾起當時帶一個傳令兵在山腳下發現一個老大，先搜他的身，發現有鈔票，將鈔票拿去后已離開幾步要走，但一會兒又回頭，把那個老大槍斃了。”
　　這個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據當時知情的人說，何叔衡一行從江西出發時，每人發港幣一百元，5個人的港幣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與傳令兵將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別人知道此事，就殺人滅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李玉還供稱，當時該團“連長以上的軍官都知道此事”。可見曾起向李玉的報告是假的。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為表彰該團俘獲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獎”十萬元，其中七萬被當時國民黨福建軍政部門扣了下來，該團只得到了三萬元。按當時國民黨福建省的規定，如果俘獲三名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可得獎金四萬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萬元，該團不少軍官閑談中說：“被曾起打掉了一萬五千元。”

　　在大量的證據面前，曾起對殺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認不諱。并說：我們進至水稻田附近，發現一個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傷未死的紅軍，將我足抱住了，隨同我的號兵熊輝，看勢不佳，打了他一槍，我也打了一槍。……（這個紅軍）沒有槍，僅有刀一把，米袋一個，內有鈔票……
　　就此何叔衡的犧牲之謎最終告破。在何叔衡殉難的山崖處，當地的群眾出于對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遺物———“美最時”牌馬燈骨架，烈士的這件遺物一直由當地群眾保留到解放后。在何叔衡遇難處，即福建長汀縣城南約60公里處的汀江東岸的小徑村旁，豎立起了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著：“何叔衡同志死難處”八個大字，寄托了對烈士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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